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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對和運用媒體為啥是打贏的“必修課”?

来源:未知 发布时间:2020-05-09 08:48 浏览次数:

  摘?要︰媒體信息系統是籌劃實施作戰不得不考慮的影響因素,信息輿論環境是作戰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戰爭的指揮決策和作戰實施過程中,應對和運用媒體、做好媒體事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。

  隨著對現代作戰制勝機理研究的深入,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,在媒體高度發達的條件下,媒體信息系統是籌劃實施作戰不得不考慮的影響因素,信息輿論環境是作戰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但是同時,也有部分同志仍信奉“戰爭讓媒體走開”的觀點,認為媒體是現代戰爭指揮決策和作戰實施的“附加題”“選修課”,有之不多,無之不少。這部分同志的觀點大致有三,一是認為現在戰爭是“瞬間決勝”的,沒有媒體介入的時間空間,應對和運用媒體在戰時屬于屠龍之技,沒有用武之地;二是認為現代戰爭是勝者通吃的強者游戲,只要打贏了戰爭,自然就可以贏得輿論;三是認為輿論角力是由戰爭性質決定的,正義一方必然能夠贏得輿論的同情和支持。對這些觀點,很有研究辨析的必要。

  現代戰爭的一個重要外在特征是“瞬息決勝”,因為軍事裝備技術的發展,大幅度提升了戰爭發起的突發性、軍事打擊的快速性、戰爭籌劃的精密性,戰爭進程加快,優勢一方的戰爭目標快速實現。近年來,美軍在中東頻頻出手,均采用了高精尖武器突襲的方式,作戰進程極短,上一刻毫無預兆,下一刻震驚世界。從這個特征出發看媒體與戰爭的關系,很多人產生一種感覺︰既然在極短的時間內,戰爭結局已定、勝負已分,何必要投入精力在媒體事務之上呢?軍隊有必要操這個心、勞這個神、費這個勁嗎?

  首先,我們應該認識到,對所謂信息化戰爭“瞬息決勝”的特點,一定要全面辯證來看,不能絕對化。在整個戰爭進程中,一場戰斗一定是“瞬息決勝”的,某些戰役可能是“瞬息決勝”的,但整個戰爭進程卻常常是要持續不短的時間,並非絕對的“瞬息決勝”。在一場又一場“短平快”的戰斗的間隙,通常都是耗時頗長的角力和外交斗爭,而媒體在此過程中是一個活躍角色,是一個能牽連影響外交大局的關鍵變數。全球媒體被戰火吸引而來,妥善應對媒體才能確保戰爭長線運籌的有序可控,而不應對或者錯應對則可能被某個媒體制造的輿論熱點打亂陣腳、帶亂節奏;全球媒體的背後是全球公眾,回應媒體關切就是回應公眾關切,引導媒體報道就是對公眾做工作,讓公眾了解、塑造有利于己方外交布局的輿論環境和道義支持。應對和運用媒體,跟世界各國的記者打交道,是戰爭進程中非戰斗角力階段各方主要的活動之一,是各方角力博弈的關鍵領域之一。其結果關系到誰將在已結束的“短平快”戰斗中真正斬獲戰果,關系到下一場“短平快”的戰斗將在對誰有利的態勢下進行。把“瞬息決勝”的特點絕對化,認為戰爭的運籌者沒有時間管媒體、用媒體,這種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。

  其次,也是更重要的,一場具體戰斗的“瞬間決勝”,必要條件之一是戰爭運籌者必須創造出有利的傳媒條件,對媒體有切實的掌控力引導力。現代戰爭是“融入社區式”的作戰,現代戰爭的戰場是“媒體密集型”的戰場,軍事行動總是伴隨著傳統媒體的關注、智能手機的拍攝、移動互聯的傳播,總是要承受“被凝視的壓力”。如果不能有效地調度媒體報道,實現軍事打擊行動的突然性就是一句空話。所以,我們才能看到,海灣戰爭前,美英軍隊就通過高超的媒體事務謀略,向伊拉克成功釋放了信息煙霧,保證了軍事打擊的雷霆萬鈞;以色列對哈馬斯發起鑄鉛行動,前期決策的重點就是怎樣避免被社交媒體“曝光”、確保行動能夠突然打響、打哈馬斯一個措手不及,然後在全世界還來不及介入、來不及批評的時候就全身而退;美軍最近對巴格達機場的突襲,前期也在社交媒體上巧妙釋放了兼具威懾和誤導效能的消息。美軍《作戰綱要》中對于各級指揮員就有這樣一條提醒︰“媒體傳播的力量能夠對戰略方向及軍事行動的範圍,造成戲劇性的影響。”實際上,圍繞媒體事務的謀略,已經成為信息化戰爭謀略的一部分。應對不好媒體,不會運用媒體,軍事行動的“瞬息決勝”很多時候就會落空。

  最後,還應該看到,“瞬息”打得很成功,其實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“決勝”。現代戰爭是典型的軍事仗,“軍事成功”與“戰爭勝利”並不能直接劃等號,特別是國際關系的復雜、戰爭法、國際法的制約等要素的存在,使得兩者之間的分離性、不一致性更加明顯。應該認識到,任何軍事行動,都有目標、後果、底線。軍事如果打不贏,當然一切等于零;但是,只有軍事打贏了,也不等于就是一百分。沒有達成目標的軍事成功,造成嚴重不良後果的軍事成功,突破了底線的軍事成功,導致的是戰爭的失敗而不是勝利。從技術上說,軍事行動結束後,還會帶來一系列軍事之外的復雜後續問題,如有效統合各方、維持社會秩序、凝聚民心士氣、建立管制權威等,防止戰場上的贏家卻深陷外交泥潭,進退兩難,拖累國家大局。阿富汗戰爭、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軍中東困境,正是此類反面教材。這些後續問題的處理處置,離開應對和運用媒體,是無法有效、徹底地進行的。

 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︰“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。”很多人據此認為,戰時應對和利用媒體是一個弱者選項,以弱搏強需要,以強對弱則不需要。作為軍事上的優勢一方,是否可以在打贏後再以勝利者的身份,讓媒體跟著自己的指揮棒听令報道,而不需要在作戰全程都對應對和運用媒體高度重視、統籌組織呢?

  對于這個問題,從經驗上看,比較好回答。這是因為,在過去幾年世界上發生的戰爭中,軍力絕對佔優的一方,通常也都是在媒體事務上力度最大、機制最完善、視野最前瞻的一方。美軍、俄軍、以色列國防軍等,在各自的戰場上,都既是軍事實力優勢方,也是戰時媒體事務的主動方、活躍方。

  從理論上說,“軍力佔優、戰力強大、勝券在握,就可以贏了再說”這一觀點的潛在邏輯,是戰爭的勝利者能夠通過剝奪失敗者的話語權,從而在戰爭性質、戰後安排、解釋具體戰爭事件等事項上,獲得排他性的話語權。而對這一邏輯,同樣需要全面、辯證來看。

  首先,媒體的反對,將會限制實力優勢方投放軍力的力度和方式,加劇軍力運用的成本,增加戰爭變數。以專業、出色的戰時媒體事務管好媒體、用好媒體,通過媒體讓公眾理解軍事行動的必要性、合法性,軍力優勢才能順利、充分地發揮成為行動優勢、打擊優勢,軍力強大者最終成為戰爭勝利者的道路才會平順;反之,如果兵力優勢者的行動被媒體群起指責,被認定是窮兵黷武、以強凌弱,被“肆意破壞和平”“無視誤傷平民可能性”“開了動用某某武器惡劣先例”等不利論調所包圍,那麼,體現在武器裝備、訓練水平、指揮能力等方面的軍事優勢可能被束縛,可能“有力不能使”,也可能“穩勝變慘勝”,必勝之局有陷入難局、困局甚至敗局的危險。

  其次,媒體對戰爭的全程記錄和評說,留下了歷史的草稿。戰爭勝利者並不自然等于戰爭的權威定義者、解說者,媒體在定義戰爭、解說戰爭的過程中有自身的獨立意志和強大話語能力。極端情況下,軍力優勢者雖然能夠取得有形戰場的勝利,但是卻會因為媒體一邊倒的批評質疑,最終在國際形象、國家公信力上遭遇不可逆的巨大損失,軍力強大、戰場上摧枯拉朽的一方被媒體塑造為不義者、野蠻者,被仇視,被對抗,最終難以“全勝”,甚至落入陷阱。越南戰爭中,西方媒體高舉反戰旗幟,赴越南戰場進行“揭丑”成為風行記者圈的時尚,在此情形下,佔絕對優勢的美軍,卻在全局上日趨被動,最終只能咽下戰事無以為繼、撤軍敗退、國家形象嚴重受損、國內社會嚴重撕裂等諸多苦果。

  因此,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,戰時應對和運用媒體的能力,是軍隊作戰能力的核心組成部分。如果不重視媒體,不善于運用媒體,軍力上的優勢就會被限制、被制約;相反,越是重視媒體,越是善于運用媒體,軍力上的優勢就會發揮得更充分。伊拉克戰爭前,美國學者Josh Getlin就在《西雅圖時報》撰文闡釋美軍對世界媒體記者采取的“嵌入政策”的必要性,指出︰除了陸戰、空戰之外,戰爭還有一個“爭取電視圖像和報紙報道的完全不同的戰場”,要想在戰爭中贏得關鍵優勢,必須“把自己的故事講得最好”,講得勝過對手。為了贏得這個關鍵優勢,為了成為故事最精彩的一方,“五角大樓別無選擇,只有讓記者坐在前排”,只有“準許媒體報道它所要求的”,才能讓美軍有機會“向公眾提供關于地面和該地區的第一手沒有污染的信息”。這一觀點,雖然時隔多年,但仍然很有啟示價值。

  這個結論說明,在運籌實施作戰時,一定要注意打贏能力與話語能力之間的“雙向轉化”,促使兩者的良性互動。一方面,把打贏能力轉化為話語能力,為掌控外交大局、不戰而屈人之兵提供輿論力量支撐;另一方面,也要把話語能力轉化為打贏能力,為打贏塑造輿論態勢、創造民心條件。這個“雙向轉化”過程,必須靠全過程的周密、妥善的戰時媒體事務處置,才能實現。

  有的同志非常重視戰爭正義性與媒體事務之間的關系,他們認為,中華民族從來都有講究慎戰、義戰的文化傳統,我軍歷來所研究所準備的戰爭也都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權益、實現國家統一為目標的正義戰爭。有道是身正不怕影子斜、人心自有一桿秤。媒體是公正的、客觀的,我做得好,媒體自然會說好,所以,是不是可以不要投入那麼多精力來應對媒體、運用媒體了?

  從宏觀上說,這些同志的觀點反映了戰時媒體事務成功的根本機理,即︰自身做得好,才能被很好地講述。站在道義制高點上的戰爭一方,其行動總是符合道義原則,符合媒體和公眾的期待,因此就能獲得媒體的正面報道和評價,在應對媒體、運用媒體上,就會獲得長久的、決定性的優勢。這也告訴我們,在現代戰爭中應對和運用媒體,絕對不是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事情。媒體不是軟面團,想怎麼揉就怎麼揉;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想怎麼涂抹就怎麼涂抹。

  不過,對道義優勢的強調,不能絕對化,也不能孤立地、靜止地、片面地看道義優勢與媒體事務之間的關系。這是因為,媒體的發展,為“公道自在人心”這句真理增加了很多的限定條件,不能簡單認為公道在我,就可以“任媒評說”。

  首先,由于公眾刻板印象的影響,戰爭中,事實上的正義方並不一定就是共識上的正義方。改變公眾刻板印象,需要做好戰時媒體事務。

  傳播學者研究網絡社交媒體時代的公眾心理,發現人們越來越從自己既有的情感傾向、個人立場出發來接受信息,不管事實,听到一點兒風聲,就很快地站隊。學者認為,這種客觀事實對人影響力變小、刻板印象對人影響力變大的情形,將成為網絡社交媒體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,人們的信息傳播進入了“後時代”。有的時候,戰爭從客觀事實上說,是為了維護主權權益,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,毫無疑問是正義的;但在公眾的認知世界里,在部分公眾的刻板印象里,由于沒有多少認知儲備,沒有多少情感支持,反而可能早就形成了負面認識。因此,可能就會對戰爭性質產生錯誤了解,得道者被錯認為失道者,正義者被錯認為破壞者。改變公眾的刻板印象,就需要不斷地通過媒體釋放能夠體現我方正義性的新聞報道、圖像符號,讓公眾在源源不斷的信息流中,實現“認知反轉”,從“後”中走出來,站在真正的道義者一方。

  其次,由于復雜的輿論環境,戰爭中,道義優勢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,也不是一勞永逸的。可持續得到支持,需要做好戰時媒體事務。

  戰時輿論是高度復雜的。公眾心理的敏感脆弱,謠言傳言的易發頻發,敵對一方的輿論欺騙,這三者的交叉影響,都使得戰爭正義方的正確立場和合法訴求並不一定能夠自然而然、順理成章地得到承認和接受。也就是說,長期地看,歷史地看,公道確實在人心,但是不會“自在人心”,它需要一個被認識被接受被理解的過程。這個過程,不是絕對的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”的過程,需要付出主動塑造的努力,而其中最關鍵的,就是把媒體應對好運用好。1949年5月我軍解放上海,有解放軍露宿街頭,上海市民才可以一下子就深刻、直觀地認識到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;同樣,有反映解放軍露宿街頭的新聞照片被隨軍記者及時拍下,有這張照片在媒體上的廣泛傳播、迅速成為佳話,上海之外的全國全世界民眾才能同上海市民感同身受,也深刻、直觀地認識到人民軍隊性質宗旨。如果沒有媒體傳播的力量,如果沒有優質的傳播內容,這個過程很難如此快速、高效,甚至可能要經過波折和反復,甚至可能因之需要我們付出一定的代價。

  在一定的時間段內,由于偶發危機事件沖擊公眾心理,由于不利的謠言傳言過于集中,由于敵方的輿論欺騙頻頻得手,戰爭的正義者反而在輿論場中處于弱勢、被動的地位。這個特定的時間段,筆者稱為“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期”。在我海洋維權、反恐維穩行動中,我們總是感覺到一種“特殊的委屈”︰完全正義、絕對合法的行動,但在國際輿論場中卻飽受謠言襲擾。這一現實說明,“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期”在一定階段是客觀存在的。在未來戰爭中,如果這個“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期”正好與作戰過程重合,也就是說,公眾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不能完全正確認識戰爭性質,只是在戰爭結束,一切塵埃落定之時,才意識到自己錯了,那對于戰爭的正義方而言,就不僅是巨大的不幸,更會是巨大的災難。戰爭的正義方怎樣避免出現“公道與人心的背離”?最主要就是通過媒體,講好自己的故事,讓自己的正義行動不被誤解誤讀,不被謠言沖擊,不被敵方污蔑。

  因此,道義在我,也不能在媒體事務上不作為,也不能坐等收獲媒體的點贊和支持。即便是戰爭的正義方,也要面對可能不怎麼有利的公眾刻板印象,也要面對復雜輿論環境中的風險挑戰。